由王童导演，王小棣编剧，于1989年问世, 正是两岸开放单向探亲刚开始的阶段。故事的叙述是透过我们现在称之为大陆来台“老兵”的视角来进行的。电影的第一个场景，是1948年秋季，大陆的华北，风声鹤唳的荒郊野地。门闩是一个未经事故弄不清楚状况的乡下少年，他的父亲变卖了家产，给他攒了几块大头的旅费，从山东去投奔在国民党军队里充当伙夫的同乡大哥得胜。国民党被共产党军击败，溃走台湾，得胜所属的部队跟着准备撤守台湾；他们二人完全搞不清楚台湾在哪，还认为不远，只知道可以暂时远离战场，去那里的人间天堂吃香蕉。到了台湾，正好碰上了惧共的白色恐怖时代，两人因为取错名字，搞上麻烦。门闩因为之前取的名字“何九妹”被人取笑，所以不小心取了个假名“左富贵”，被怀疑左倾；“得胜”则想要方便的混在既存的体制当中，于是用了军队名单上原来就有的人名“柳金元”，好死不死，柳金元在大陆期间就被怀疑是“匪谍”。在“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”的年代里，得胜惨遭拷打，逃到另外一个军营，换上新的名字“李传孝”，当上专管伙食的士官长，后来在军营附近，与种植香蕉的本省农民阿祥及其妻子“香蕉嫂”一家变成好朋友，成为他离家在外唯一的屏障。由于先前被当成匪谍的被迫害经验，得胜感染了恐共症，开始攻击他部队的长官，指控长官是匪谍；被情治人员再度拷打后，末于变成丧失理智的神经病，为充满人情味的阿祥一家所收留。另一方面，门闩因被怀疑是左倾，在逃离部队时，巧遇病危的大学毕业生李麒麟，与他的“妻子”月香，和刚刚出生的儿子耀华(光耀中华)。李死后，门闩被迫 “继承”顶替了李大学毕业的身分，透过关系，在空军某单位找到工作，处理飞机零件相关业务，来养活月香及耀华。当然，是个文盲的门闩，根本无法胜任这样的工作，在漏底之前，全家人只有逃走，想要去求助于大哥得胜。在阿祥和香蕉嫂一家人热情的收留下，因为大哥已经崩溃，门闩只有自我激励，努力自学，考上了公务人员任用考试，从此一辈子以李麒麟的身分成为小官僚，供养妻与子，同时照顾疯了的大哥得胜。八０年代后，政府开放大陆探亲，耀华在不领会曲折离奇的“家庭史”的情况下，主动联络上了大陆的亲人，为了让父亲惊喜，以出差为借口，到香港与祖父及姑姑团聚。媳妇淑华此时告知耀华去向，要她／他留在家里准备接听祖父的电话，因而引发了二老的高度焦虑。在门闩不知所措的情况下，此时月香道出了埋藏了几十年的机密：月香其实不是耀华的母亲。跟门闩顶替了李麒麟的身分一样，她不是李麒麟的妻子，而是在逃难过程中，碰到李氏一家，李的妻子生了耀华后就过世了（其实没有信息显示，月香是否是她自己的名字，还是李麒麟妻子的名字）。耀华的电话末于来了，门闩只有硬着头皮去跟“父亲”交谈，嚎啕大哭，就像是在跟生父团圆一般，用“爸爸”来呼叫耀华的祖父。是以挖苦的黑色荒谬为其基本的拍摄手法，与平静不滥情的基调形成强烈的对比。放在台湾新电影的传统来看，它可能是第一部战后对国民党政权直接采取批判立场的电影（有趣的是它是国民党所属的中央电影公司制片）。影片中对于像门闩、得胜、月香、香蕉嫂与阿祥这些小人物以及台湾农家相当善意的刻画，与片中唯一负面形象残酷的情治人员，代表了国民党政权的国家暴力，形成截然的对比。电影的公开发行是在八七年解严之后的两年，政治气氛还处于不是很明朗的状态，对于军警特的长时间恐惧仍旧存在，国家暴力统治的阴影犹存，因此电影对于党国的批判立场还是展现的相当收敛。或许这是电影的拍摄策略是以黑色挖苦为基调的主因。这些被怀疑是共匪的小人物，被证实是没有政治企图无辜的受害者，而情治人员的霸道，行径狡诈，倒像是刻板印象中的匪谍。香蕉“天堂”也反倒变成反共、白色恐怖下的人间地狱。得胜其实从来没得过胜利，比起门闩来看来有一套，知道些人情世故、有些存活之道的小技术，反而变成疯子，反倒被没用的门闩照顾了一辈子，最后全然以悲剧终结一生的是他。弱弱无能的门闩，碰到事只会退缩，凡事都得靠着得胜大哥，还有打扮的性感诱人、花枝招展、一眼就看破他、心怀仁慈的李小姐来保护，就连嫖妓中镖都得靠月香来处理，最后却变成了大家赖以生活的幸存者。就跟在那个年代很多逃难的人一样，必须变造身分，窜改证件，如为了找工作，伪造高学历，将出生年份改早，年纪才够大，得胜与门闩，乃至于月香，都有多重不明的身分。如此一来，取得了难得的新名分后，要不然就被误认为匪谍，要不就得一辈子借用别人的身分，用“借来的生命”终老一生。
